【陳弘儒 中國時報2009.06.24摘要】高思博的〈將街頭真正還給人民〉，提出強制報備制的一個修法理由在：為集會遊行的社會成本，設下基本原則，提出報備者由政府以及人民負擔，不提出報備者由使用者負擔。
這個主張乍看之下很有力，然而卻忽視了在集會遊行之成本，不論實際上有無報備，政府皆必須負擔。不論是基於維持社會秩序、公共利益或是其他理由，除非我們顛覆了警方，作為維持國家內部秩序的公權力行使這個主張，不然實際上有無報備，皆無法消除這個維護秩序的義務。
更根本的是，集會遊行權之行使，是否必然與社會秩序相牴觸？更進一步來看，是否僅有國家，才適格成為社會秩序維護的擔綱者？集會遊行法所預設的社會實像，是否與現在的憲政主義之規範相容呢？
我們必須指出：強制報備，關係到國家角色之設定、權利概念觀，以及預設的社會實像，具有相當關係。
第一、「你的集會遊行無須我允許，但應讓我知道」這就是強制報備的簡單表述，這個表述背後，仍舊蘊含了國家做為管理社會運作之唯一擔綱者，不信任社會具有自主運作之能力。
第二、不論是現行或是行政院草案的集遊法，皆過分敵視人民行使集會遊行權利，該法規範背後，對集會遊行權之界定，在概念上與混亂、暴力、抵抗甚至是失序相連結，這樣的權利概念觀，是否可經得起憲政主義的檢驗？仍有待討論。
第三、這樣的權利概念觀，所蘊含的社會實像，其實是擔憂的，一方面讓國家成為社會秩序維持的唯一擔綱者，另一方面不信任這種權利行使的合秩序性。如此一來削弱了社會對於公共領域的發聲可能性，也牴觸了憲政主義對於權利保障的預先推定，讓政府（甚至是在場執法的警方）成為劃定集會遊行合法性的仲裁者。可以這麼說，這種預設忽略了社會本身，具有維持秩序、解決衝突之機制。
行政院的修正版本當然還有很多問題，例如罰鍰的處罰對於弱勢團體不公平，以及警方裁量範圍過大等等，但最重要的問題仍是在修法高度上，須重新檢視對於集會遊行權之權利概念觀的內容，以及檢討國家在社會秩序的維持上，是否仍要繼須依循著傳統的國家角色設定。（作者為世新大學法律系講師）
李鈞震：
1、 只考慮「集會遊行的社會成本」，沒有考慮「集會遊行的社會獲利」是高思博最大的知識盲點。
2、 台灣從20年前，開始出現大規模的遊行活動，導致台灣的民主化，一舉跨過歐美民主國的的200年發展瓶頸，節省非常多的社會成本，同時讓台灣百姓實際參與民主活動，節省非常龐大的教育成本，也促成台灣社會的經濟活潑與自由化，這是個龐大的獲利；同時，也造成台灣近20年的經濟發展，也是未來文化產業的基礎，這是巨大的利益。
3、 台灣從20年前，開始出現大規模的遊行活動，也使高思博有機會參與選舉，當選立委，還發展了政治產業、選舉產業、媒體產業。這三個產業的經濟產值與就業率，讓政府獲利可觀。
4、 由最嚴謹的社會學學術觀察，參與集會遊行的群眾，都比政客理性、穩重。台灣的執政官員，一向都是最大的社會亂源，而不是遊行群眾。
5、 由最嚴謹的行政學學術觀察，政府的行政效率，遠遠低於集會遊行的群眾。
6、 由最嚴謹的政治學學術觀察，政府的警察單位，貪污腐化與侵犯人權的程度，遠遠高於集會遊行的群眾。所以，警察有什麼資格審核群眾的集會遊行資格？混亂、暴力、收賄、自殺甚至是失序，都是警察單位最令社會深刻的負面印象。
7、 台灣的政客，不分藍綠，知識水準、品德水準之低落，令社會大眾無法接受，不論是貪腐，還是政見跳票、不守信用、出爾反爾、朝令夕改、語無倫次、言而無信，政客的水準，都遠低於集會遊行的群眾。所以，由政客組成的政府，沒有資格審核群眾的集會遊行。
8、 事實上，由歷史仔細觀察，台灣的所有集會遊行，幾乎都沒有人違犯憲法，反倒是國民黨政客，違憲的紀錄一籮筐，因此，由國民黨組成的國會多數黨，有什麼資格審核群眾的集會遊行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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