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摘要6.5.2009許知遠】在馬關條約的第五次會談中，伊藤博文對李鴻章感慨說：「我處境地，總不如中堂之易。中堂在中國，位高望重，無人可能搖動。本國議院權重，我做事一有錯失，即可被議。」
這是一八九五年的春天，伊藤博文正在說服對手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要求——割讓臺灣和澎湖列島與遼東半島，賠償兩億兩白銀。協定的內容令人屈辱，但談判的氣氛卻是緩和的。李鴻章七十三歲了，在過去的二十年裏，他一直是中國最著名和最有權力的大臣，以洋務運動的領導人自居。
伊藤博文比他年輕十八歲，是明治維新中的領導人物。伊藤博文這一代，仍浸潤於中國文化傳統，熟悉儒家的倫理和唐人的詩歌，日本皇室和大臣們之間經常使用漢字的書信來交流。即使中文與日文的發音不同，二人也可以通過筆談來交流想法。
他們十年前，還在天津見過，伊藤博文專程去拜訪這位北洋大臣，討論兩國變法的事宜。那時，兩個國家至少在表面上還幾乎處於同一條跑線上，都派遣留學生去西方，都購買德國的戰艦。而且看起來，中國要更令人生畏些，它購買的戰艦規模更大。很少有人注意到，這兩個國家的政治結構，存在著多麽大的差異。在日本，留學歸來的伊藤博文可以進入權力中央；而他在英國的同學嚴復，歸國後卻鬱鬱不得志。
決定一八九四的中日戰爭，不是兩國的財富，而是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，和政治文化。日本可以迅速集結全國之力，而中國則先是反應遲緩，然後陷入一團慌亂，在戰機不斷延誤之後，又決定拼死一戰。戰鬥發生後，所有隱藏在巨大船艦背後的弱點開始暴露出來，指揮的失利、炮彈不足、官兵士氣墮落……
朝廷中的爭吵從未結束過，一個國家的戰爭，被當作李鴻章的一個人的戰爭，他的政治反對者首要的是，借此摧毀他的政治權威。而民間對於這場戰爭的反應，同樣是遲緩的。普通的公衆，從未接受過基本的知識訓練，也從不知道世界是怎樣的。山東煙臺的農民們，爲了一點點報酬領著日本士兵登陸。
絕大部分讀書人的頭腦，則被四書五經、八股文章佔據著。至於最高的當權者慈禧太后，行使了三十年的權力，沒人敢於挑戰她的權威。這個國家的所有權力，是徹底的私有化。皇室在表面上擁有一切，而在剩下來的空間裏，大臣們各自發展自己的私人力量。而這種權力結構，必然性的腐蝕掉整個社會，沒人爲這個國家的長遠未來考慮，都是眼前利益的俘虜。
談判的結果震驚了整個天朝。梁啓超在四年後回憶說，這時，他已流亡日本。一年前，他和他的老師、朋友與光緒的蜜月期僅僅持續了三個月，就嘎然而止了。年輕、雄心勃勃、卻脆弱不堪的皇帝，想推動變革，卻發現既沒有政治資源，也沒有政治智慧。
而流亡日本的梁啓超，則回到他最擅長的領域——創辦報紙、寫作、推介新觀念。提倡民權是《清議報》的宗旨之一，梁啓超一定感到了這個國家最大的困境，是國家權力的私人化。長久以來，這個國家最開明的政治哲學家，不過強調的是保民與牧民的觀念——人民像嬰兒一樣，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與權力。倘若不幸出生在殘暴和亂世，那麽經常僅僅是服從，和被屠殺的材料。
梁啓超相信如今的時代已經變化，他在日本不斷開闊的視野，尋找新的名詞來表述這種新關係。「國家如一公司，朝廷則是公司之事務所，而掌握朝廷之權者，則事務所之總辦也；國家如一村市，朝廷則村市之會館，而掌握朝廷之權者，則會館之值理也」，他接著問道，是公司爲事務所而設立，還是事務所爲公司而設立，是會館爲村市而設立，還是村市爲會館而設立。在他看來，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，卻是顛倒的。
這個事務總辦、會館值理的慈禧太后，和他那一群滿族奴僕，壟斷著國家的政治權力，將國家的權益，作爲私人禮物贈送給入侵者，以維持自身統治。在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困境時，滿族人的絕對權威，正在被漢族人侵蝕。他說這江山「寧贈友邦，不與家奴」。「友邦」是入侵者，「家奴」則是四億漢族人。
於是，對於失敗國家的深刻沮喪、對於入侵者的仇恨，很容易轉化成對一小群滿族統治者的憤怒。倘若你身處那時的東京——中國留學生和流亡者的大本營時，你會發現滿漢矛盾，才是最熱門的話題。滿族人的當政，意味著無限的政治專制，意味著民權的被壓抑，滿族統治者對自身權力的關注，早已超越了對這個國家未來的關注。他們變成了整個國家自我更新的最大的障礙。 （作者電郵：edmund.z.xu@gmail.com，更多文章參見 《2009：中國紀事》 ） 【2009-06-05 聯合新聞網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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