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的另一個面向

【摘要10.22.2009王御風 蘋果】今年是2009年，60年前的1949年，正是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，節節獲勝的中國共產黨，正式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，落敗的國民黨政府，則渡過台灣海峽迫遷來台。

在台灣的土地上，1949年除了中華民國政府大規模遷移至台灣，帶來百萬移民外，還有什麼在當年發生？在今年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我參加了屏東六堆生活園區追尋白色恐怖的計劃，在資料的蒐整中發現，1949年正是戰後台灣白色恐怖的源頭。

一般史學家認為發生在1949年4月6日，軍警進入台大、師院（今台師大）捉捕抗議學生的「四六事件」，開啟了白色恐怖的大門，從此以後，台灣進入一個常常被非法逮捕、監聽的世界，時至今日，雖然大家都認為白色恐怖已不存在，但想想無處不在的非法監聽，白色恐怖留下的影響依舊存在。

除此之外，在國共內戰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，台灣的知識份子很難不受影響，尤其是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，台籍知識份子多半對國民黨政府失望，尋求新出路是許多人的渴望，對岸的新中國很自然成為很多知識份子的寄託，於是加入中共地下組織，也有人開始思考獨立運動的可能，但不論是統是獨，一致目標都是推翻國民黨政權。

而剩下最後根據地的國民黨，當然不會坐視不管，「寧可錯殺百人、不可錯放一人」，都是政權保衛的手段，於是一場殘酷殺戮在台灣各地悄悄上演。白色恐怖的影響是無聲無息，許多人更是無辜被關。

尤其是在鄉間，許多逃回鄉間的知識份子尋找躲藏地，親朋好友好意收留，往往換來是五年、十年的牢獄之災，接下來是每天有警察來家裡聊天，後代找工作也大受影響，如今提起來，常常只是搖頭嘆息，說自己比較倒楣，當事人更對那段往事不願多談，這段歷史也就逐步被淹沒。

比較起來，同樣發生在1949年的事情，中共建國在中國崛起後大力宣揚；1949年來台的外省籍人士也撐起一片天，後人樂於記錄；但對於白色恐怖，當事者不願講，後代也不覺光彩，自然在1949年的論述中缺席。但有趣的是，歷史會用奇特的角度喚醒記憶，當馬總統宣示不希望再有非法監聽時，白色恐怖的事蹟又被想起，如果在60年後的今天，真能讓非法監聽就此絕跡，該是比大閱兵更好的一種紀念方式。 【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】

郭雨新

李筱峰啟迪43

1908年(日本明治41年)，郭雨新，出生於宜蘭純樸的農村，14歲時，郭家因為受到朋友事業失敗拖累，經濟狀況出現危機，郭雨新的父親因而積憂成疾，溘然過世，生活重擔完全落到郭雨新肩上，公學校畢業後就到一個學校擔任工友。

1924年(日本大正13年)，郭雨新17歲，在半工半讀的情況下，仍以第一名成績考進宜蘭農業職業學校，卻因貧窮繳不出學費，瀕臨輟學的困境，幸好天無絕人之路，板橋林家花園的主人林松壽，得知郭雨新的處境之後，十分感動，決定提供每個月15元的獎學金，幫助他度過難關。

郭雨新在得到別人幫助後，更是知恩惜福，一面幫人種菜、挑肥和做苦力，一面每天挑燈夜戰，努力苦讀，最後考進台北帝國大學，就學期間更因對台灣農業發展有獨到見解與剖析，成為校園中的風雲人物。

帝大畢業之後，獲林松壽延攬，到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擔任經理的工作。郭雨新是一個很成功的生意人，無論在銀行、木材、紡織、肥料等事業，都是他經營事業的觸角，其中最成功的是茶葉公司的經營，曾經經營茶葉聯營公司，擁有二十幾家茶廠，茶業出口遍布全球，出口量是全台第一。

在事業上獲得成功之後，郭雨新開始思考如何進一己之力，讓台灣更好、更進步，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，便是成為人民的喉舌，替民眾申冤訴苦。1950年(民國39年)，郭雨新以青年黨代表的身分，遞補為省參議員，從此展開他為期二十多年的議員生涯。

出入議壇的郭雨新，本著正義無敵的信念，無畏當權者的勢力，嚴格且犀利地質問政府的不當施政與圖利勾結的弊案，被當時的輿論界封為「議壇小鋼砲」。其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，是他對於台灣省林產管理局長違法舞弊的提案，不但掃除了當時官場文化的積弊，更讓人民對參議會的功能有耳目一新的看法。

郭雨新敢言直諫的問政風格，使他聲名遠播，更受選民的青睞與政府的器重，從政之路平坦順暢。不久之後，他就升為青年黨的中央主委與台灣省黨部副主席，而後更連續連任第一、二、三屆臨時省議會的省議員，改制後的省議會他也高票連任三次。

郭雨新特別關心台灣農民的權益，例如當時獨裁者蔣中正的政府果菜合作社，壟斷買賣的情形十分嚴重，使得果農、菜農幾乎血本無歸，叫苦連天；郭雨心出面抗議政府與民爭利，並提出七項改正方法，還給農民一個生存的空間。在防止官商勾結、利益輸送上，更是主張財政廳長，不得兼任台灣銀行董事長，並大力抨擊管理糧食的官員，利用農民貸款的利息自肥。

他認為台灣應該是一個自由、法治的國家，應行使民主憲政，而不是當時的戒嚴政府和強人專政的不合理狀況；嚴厲抨擊當時獨裁者蔣中正的國庫通黨庫，私自將人民血汗錢，挪用於黨事業發展的現象，對於當時時行黨禁、報禁的威權體制，更是長期地提出反制，希望還給人民一個擁有民主政治的國家。

在擔任多年民意代表之後，郭雨新發現台灣的政治，在獨裁者蔣中正一黨獨大與嚴格操控之下，根本無法真正為台灣人民做一些事，或改革一些不合理的現實。因此在1960年(民國49年)與許世賢、李萬居、高玉樹等人，一同參加雷震所籌組的「中國民主黨」。但遭到蔣中正的鎮壓。

籌組新政黨失敗後，郭雨新從此成為不受政府歡迎的黑名單人物。1972年(民國61年)，已蟬連省議員二十二年的郭雨新，在競選期間受到中國國民黨全力的防堵和排擠，不得不宣布退選，這可說是他在追求自由民主到路上的一大挫折。不過，他遭遇的不公平待遇還不只這一次，在這期間，因為有傳聞是他安排受政府監控的台大教授彭明敏偷渡出國，因此受到蔣中正的情治人員跟蹤、監視。

然而，短暫的失意，並未澆息郭雨新的豪情壯志，他仍然再接再厲，繼續參加監察委員和立法委員的選舉，但每次選舉，獨裁者蔣中正仍視他為眼中釘，盡一切手段封殺他，而他不賄選、不暴力要脅的選舉理念，根本無法與其他候選人分庭抗禮。

在政壇遭到無情壓迫的郭雨新，對於現實的一切逐漸感到疲倦，最後離開奮鬥近七十年的故鄉，旅居美國。就在他離開台灣的幾年後，台灣的政治局勢有了更激烈的衝突。1979年(民國68年)以後，相繼發生了「美麗島事件」和「林宅血案」；這些事件對追求國家民主自由的黨外運動是重大打擊。

古道熱腸的郭雨新，在這種群情激憤的熱潮中，當然無法坐視不管。他利用自己在僑界的影響力，籌組了「台灣民主運動海外聯盟」，並且出任主席一職，也因此被獨裁者蔣經國列入黑名單，不准回台灣。

流寓海外的郭雨新，為台灣民主奮鬥的精神，也帶動了一些平日保持觀望的台灣僑民和教會中的教友，追隨他參與政治活動。(摘錄自《快讀台灣歷史人物》)

參考資料：

台灣民主聖殿的教父

郭雨新啟迪1 落土還未爛 枝葉代代傳

耶穌啟迪20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

廖文毅

 

1965年5月14日，廖文毅由日本搭機回到台灣，他這一條返鄉之路，走了漫長的18年。在廖文毅重返台灣之前，他流亡海外，成立臨時政府，並以台灣共和國總統的身分，推動獨立，不過此刻，他卻得背負背叛的罪名，投向長期敵對的蔣陣營，他如何面對過去的堅持？以及曾加諸在他身上的眾多期待？

廖文毅，1910年出生於雲林西螺望族，1935年取得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學工程博士。1940年回台，歷任家族大承興業公司、大承物產公司、永豐公司、台灣鹼業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長。1945年廖文毅創立「台灣民族精神振興會」、「台灣憲政會」。翌年創辦綜合性評論雜誌《前鋒》，主要撰稿人包括廖文奎(廖文毅的二哥)、邱永漢、廖史豪(廖文毅的姪兒)等人。

廖文毅對陳儀政府施政不當之處，常勇於在雜誌上直言批評，毫無保留，尤其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廖文毅兄弟等人提出台灣獨立的主張，並發表《二二八慘案呼籲》一文。後來陳儀在4月18日發布的「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主犯」名冊中，便將廖文奎、廖文毅列於其中，以涉嫌「內亂」罪名通緝。

二二八事件發生時，他們雖然人在中國大陸，但是後兩人的名字卻被列於「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」的名單之中，陳儀政府將沒有參與二二八事件的這兩個兄弟，列為通緝犯，等於是一個政治上趕盡殺絕的做法，讓他們在體制改革的路整個被阻絕，等於被迫走上革命之路。

1947年9月，廖文毅於上海成立「台灣再解放聯盟」，然後到香港跟謝雪紅會合；他主張台灣先脫離中國，暫置於聯合國託管理事會之下，再由公民投票決定台灣該歷史中國或是獨立；這點與謝雪紅的理念不合，於是分道揚鑣。

在各種政治主張中，廖文毅倡議台灣先由聯合國託管，再尋求獨立，無異是特別的想法，但微弱的力量，根本引不起美國與國際強權的重視。1948年9月，廖文毅、廖文奎在香港印製給聯合國的請願書，以及表達台灣獨立願望的英文備忘錄，託廖史豪的二妹婿黃雲裳(京都帝大醫學部畢業，台大腦神經外科醫師)攜往歐洲，寄給丹麥、瑞典、法國、荷蘭、比利時等聯合國會員國。在向聯合國提出的備忘錄上，明確表示台灣獨立的主張，這是二二八事件後，台灣人向世界宣示獨立的開端。

1952年11月，世界聯邦第一次亞細亞會議在日本廣島舉行，1954年11月1日，第二次亞細亞大會又在日本東京召開，廖文毅兩次都率團參加，提出「為消除台灣海峽國際情勢的不安，台灣問題應早日在聯合國討論，以和平的、根本的方式，讓台灣人民公民投票決定前途」。

1955年4月18日，亞非會意在印尼萬隆召開，廖文毅致函大會，由印尼首相宣讀，表達台灣受蔣政權非法占領，國民黨為了維護政權，在台灣實行獨裁統治，製造台海危機，擾亂亞洲和平，唯有台灣獨立，亞洲才能真正和平。同年7月18日，美、蘇、英、法四巨頭在日內瓦開會，台灣民主獨立黨更提出台灣永遠中立之說，希望在聯合國監視下，使台灣獲得獨立。

1956年2月28日，廖文毅在東京成立「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」，當選「大統領」，組織國會，隨後頒布台灣共和國臨時憲法。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員林耀南指出：「當時實際參與的人不過數百人，但是正式的黨員就非常多。

廖文毅在海外極力呼籲：台灣「必須依民族自決原則，以國際協定所保障的台灣民族的、自由的和獨立的台灣來解決」、「台灣要實行在中立國監視下、台灣共和國國民大會的自由選舉」、「制定憲法」，以及「實行台灣共和國大統領的自由選舉」等。

1965年5月14日，廖文毅突然宣布放棄他從事實八年的台獨運動，回到台灣。廖文毅的政治舉動，對海外台獨運動士氣是一大打擊。據了解，國民黨百般設計，逮捕廖文毅的親人和台獨同志，判以死刑；拿出廖母呼喚兒子的錄音帶，據說廖文毅聽了忍不住嚎啕大哭；國民黨並凍結其龐大家產，逼迫廖文毅返台，在各種威脅下，廖文毅最終放棄自己的政治理念，從此不再過問政治。

他想，一群人包含政治犯，算一算有一百多人，如果我回來了，最起碼這幾百來人都可以救命，我這麼老了，不知到何時會走，《台灣青年》也成長了，年輕一輩卻繼起壯大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的主流。

廖文毅，是位了不起的人物，勝過毛澤東、蔣介石。廖文毅的返台不是背叛、不是投降，而是要捨身營救島內同志、親人，並將「台獨」的招牌，帶回島內。他在五十多年前所提出的主張與追求，代表著極具眼光的先見與認知，更無法抹滅其所付出的心血與熱情，及其為台灣所犧牲奉獻的歲月。(摘錄自《台灣百年人物誌》)

李鈞震：

1、 到目前為止，馬英九對台灣民主的貢獻，不如廖文毅，也不如趙少康。

2、 1965年國民黨百般設計，逮捕廖文毅的親人和台獨同志，判以死刑；中國國民黨果然很匪類。

許世賢

李筱峰啟迪42

留學日本，且拿到女醫學博士，她第一；女性擔任女中校長，她第一；以最高票當選立法委員，她第一；女性當選省轄市長，她第一。能夠在台灣歷史上締造這麼多「第一」的奇女子，只有一個人，就是人稱「嘉義媽祖婆」的許世賢。

1908年(日本明治41年)，許世賢出生在台南的書香世家，父親是個前清秀才；二十六歲那年，許世賢與同齡的嘉義人張進通醫師結婚。好學不倦的她，婚後第二天就和丈夫一起前往日本的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深造，一個選擇研習婦產科與外科，一個偏好研習內科，不久就雙雙拿到醫學博士學位。

許世賢1925年進入東京女子醫專就讀；她經常參加學校的辯論會，也常去日本議員選舉的政見發表會。許世賢的女兒張博雅說：「他們的校長是非常重視女權的，所以她一方面是醫學的修習，一方面也都能夠在女權方面受到很大的薰陶。她每個星期六，都去聽取在東京個大街頭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演講，所以可以說，幾年下來，對政治方面的興趣就養成了。」

回台以後，一心服務鄉梓的許世賢夫婦，決定在嘉義市創立「順天堂醫院」，兩個人一起懸壺濟世，完全不在乎收費多寡。只要看到窮苦人家的小孩，就會贈送牛奶為他們補充營養；如果遇到窮困的病人，還會給他們回家的旅費。對於生活較清苦的公務員及警察，也不收取醫藥費。許世賢的女兒張文英說：「我母親告訴我們，當醫生一定不能想賺錢，要賺錢的話就去當商人。」

鄧甭：「大家都很尊敬她的原因，就是如果拜託她的事情，她做得到的範圍，無論她自己有什麼，她都說沒關係，幫你做到。不會嘴巴說好，其實什麼都沒做，她如果說好，就是一定做到。不會像有的人，嘴巴隨便敷衍，她絕對不會。」

有一次，醫院送來一個感染瘧疾、性命垂危的小孩。當時許世賢已經大腹便便，大家都勸她不要診治，以免被病患傳染，但倘若延緩救治，孩子就會死亡，許世賢卻毅然選擇救治，結果真的不幸被傳染，使得她自己的孩子早產，於三天後死亡。這種捨己救人的精神，也為她贏得「媽祖婆」的尊稱。

1945年(民國34年)8月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中國國民政府接收台灣，許世賢也滿懷希望地加入中國國民黨，頂著醫學博士頭銜的許世賢，自然深受國民政府的注意，被指派出任嘉義女中的校長。雖然，當任校長對許世賢來說是「棄醫從教」，但是全心投入的任真與執著，仍為這所日治時代就創立的女子學校，開創了遠近馳名的嘉義女中，也成為雲嘉地區首屈一指的明星高中。

在1947年發生(民國36年)的二二八事件中，身為嘉義市參議員的許世賢，也成為被整肅的對象，許世賢因受到民眾請託，組團向政府當局提出請求案，卻遭到戒嚴單位的牽連，當時同為參議員的陳澄波、盧炳欽、潘木枝等人都因遭殺害，她帶著女兒張博雅四處躲避風頭，才逃過一劫。

1954年(民國43年)，許世賢當選省議員。在省議會裡，她是女權運動的急先鋒，不但經常為了提升婦女權益而大力疾呼，還一再要求省政府保障童養媳及養女的權益，在法案上更主張廢止日治時代遺留的公娼制度，協助妓女從良。然而，她的正義與良知並不只限於女權，只要是不合理、有損人民權益，都是她努力的目標。

因此，當自己黨內的同志犯錯時，她還是秉持著身為省議員應有的職責與良知，為還給人民公道而追究到底，因此招致國民黨內部嚴厲的批判。這件事讓許世賢對國民黨非常失望，於是毅然決然脫離國民黨，從此與「省議會五虎將」李萬居、郭國基、郭雨新、吳三連、李源棧一同積極投入民主運動，並贏得「省議會的五龍一鳳」美稱。

認真、敬業、負責、不畏懼強權的從政態度，讓許世賢連任了四屆省議員；十多年來議壇的磨練及與強權的對抗，讓她深深覺得，若要進一步對地方有完善的建設與服務，只有取得地方首長的席位，才能達成。

因此，她再1967年(民國56年)以五十九歲之齡，參加嘉義市長的選舉，並以無黨籍的身分，擊敗國民黨派出的強力對手，成為台灣第一位民選的女性縣轄市長。她在嘉義市長任內，以完全清廉的政風，大刀闊斧地實行全面改革，不僅提升了市公所員工的工作效率，還積極擬定長遠的市政建設計畫，尤其是拓寬中山路、設置七彩噴水池、集中管理攤販等治績，更使嘉義市的市容變得繁榮而整潔。

她的競選演說，還是堅持「絕不向選民低聲下氣地拜票」，而是藉此向民眾傳達民主政治的理念。結果，在不買票、不賄選的情況下，她囊括了八成以上的選票，以七十四歲高齡再度當選嘉義市長，同時也是台灣史上最年長的民選縣轄市市長。1982年(民國71年)，嘉義市升格為省轄市，許世賢成為全台第一位民選省轄市市長。

由於升格為省轄市，業務更加繁忙，任期內的她經常日夜加班，長期的積勞成疾，終於使她在就任滿周年的前夕，因肝硬化逝世，享年七十五歲。許世賢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，她強硬、不服輸的個性，為她卓越的成就奠定了基礎，身為女性，許世賢在戒嚴時代，承受的是極沉重的壓力，然而她不僅成功扮演了「新女性」的角色，在教育子女方面，也堅持以身作則，教導子女公正廉明。

許世賢女士終其一生，都在為爭取女性權益、謀求百姓利益、建設美麗家園，未曾有過絲毫懈怠。她歷經半世紀的政治生涯，為她樹立廉潔的政治形象，傳承長達四十年兩代三人的家族政治，成為女性參與政壇的先鋒。

她積極建設地方、勇於質詢弊政、挑戰國民黨權威，盡全力在戒嚴時代推展民主自由，這些都需要何等的智識與勇氣，但由於她的堅持與認定，使得這樣的理念能夠影響、改變更多的人。 (摘錄自《快讀台灣歷史人物》《台灣百年人物誌》)

吳三連 (下)

 

除了在政壇上的優異表現外，吳三連對於事業的經營也有很好的成績。1950年(民國39年)初，政府衛了推動台灣工商業的發展，訂立了許多獎勵措施。吳三連與鹽分地帶的鄉親，便以政府的優惠方案，集資籌設台南紡織廠，開啟及開拓南部吳家企業的版圖。

在四大公司開放民營之後，吳三連又擔任了台灣工礦公司、台灣水泥公司的董事一職；並且與北部工商界人士合資收購台灣工礦公司烏日紗廠，改名中和紡織公司，擔任首任董事長。

吳三連一生當中，由於認為教育是一切建設的根本，因此致力於推展教育，在教育上堅持犧牲和付出的精神。早於1948年，吳三連便與林獻堂、黃朝琴、游彌堅、蔡培火、杜聰明等人，共同成立「延平補習學校」(今天私立延平中學前身)。1965年，辛文炳、侯雨利、吳修齊、吳尊賢等人於台南永康購地，預備興建學校，卻一直到1969年才正式成立二年制的「私立南台工業技藝專科學校」。

1971年再申請五年制的「私立永光工業專科學校」，而教育部以兩校董事相同、校地比鄰等理由，認為只是合併，因此成為二年制與五年制的「私立南台工業專科學校」。另外，由於戰後台灣中南部幾乎沒有一所公立大學，因此，吳三連便於1956年聯合一批臨時省議員，正式提案，把日本時代的台南工業專科學校、戰後初期的台南省立工學院，改制為成功大學。

1959年(民國48年)，《自立晚報》經營團隊改組，由吳三連出任發行人。國民黨政權為了圍堵吳三連進入媒體，於是安插國民黨忠誠份子進入，左右其經營，例如許金德加入擔任常務董事，葉明勳擔任社長。

《自立晚報》原本的讀者群以外省籍為主，在吳三連的經營下，逐漸朝向探討台灣的本土問題與意識，因而吸引了更多讀者。《自立晚報》發行人吳三連，採取無為放任的領導，以尊重信任下屬採訪專業的態度，任其自由發揮。實際上，在自由的風格之下，他正在保護一群為新聞而奮鬥的年輕記者，去創造一個新聞的戰場跟新聞的結果。

吳三連認為，報紙是一種文化事業，他不是一個革命團體，他不是一個造反團體，報紙是一面鏡子。報紙真實呈現事實的信念，也是《自立晚報》的信仰。《自立晚報》報頭上的標語，已經內化為從業人員信仰的「自立精神」，這使得《自立晚報》在台灣報業史上，寫出了抗拒政治控制的獨立報業風采。

雖然吳三連顯赫一時，但他從未忘記對國家社會貢獻心力的終身職志。所以當台灣與美國斷交後，吳三連便以民間社團負責人的身分，從事國民外交，連絡並溝通海外僑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。另一方面，他也扮演溫何的社會賢達角色，穿梭於國民黨與無黨籍之間，以減輕政治上的對峙局面。

此外，為了台灣文藝的永續經營，吳三連又創立了吳三連文藝基金會，設立文藝獎金、辦文藝研討會，甚至在每年八月份，在台南鹽分地帶舉辦大型的藝文講座及營隊，成為台灣文學界、文化界的一大盛事。 (摘錄自《快讀台灣歷史人物》《台灣百年人物誌》)

參考資料：

砸錢說教 不如用愛關懷

大學和大學教授的墮落

和粉絲不期而遇

馬市長政見 馬總統跳票

2100全民開講19

陳聰明勾結名嘴 名嘴家庭勾結建商

吳三連 (上)

 

李筱峰啟迪41

1899年(日本明治32年)，吳三連出生於今天的台南縣學甲鎮。父親是一位木匠，在灣割讓給日本時，曾經參加嘉義八掌溪畔的抗日戰鬥，後來還因此染上重病，所幸為牧師所救，吳家也從此受洗成為基督徒。

吳三連小時候，台灣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，一家老小必須從早到晚從是勞力工作，才能求得三餐溫飽。正因為吳三連有這樣窮苦的童年記憶，所以長大後才會特別關心社會窮苦人家的境遇，與人民的尊嚴。

1919年(日本大正8年)於板橋林家提供的獎學金資助下，前往日本東京的一橋商科大學，修讀經濟學學位。

在日本留學的吳三連，可以接觸到一些以前在台灣所無法得知的新思想。當時世界的潮流正提倡「民族自決」，身為殖民地人民的吳三連，回想日本政府對台灣人的不公平待遇，心中就忿忿不平，因而激發出為台灣的平等、自由努力的民族意識，投入抗日的社會運動中。

他首先在東京台灣留學生居住的「高砂寮」中，認識許多與他有相同理念的抗日學生，例如蔡培火、黃朝琴、葉榮鐘、王敏川與羅萬俥等—這些學生後來也都成為抗日的民主鬥士—他們共同組成「東京台灣青年會」、「啟發會」、「新民會」等團體，為提升台灣人的地位而打拼。

大學時代的吳三連，就因為在台灣總督府官員前，辱罵日本政府對台灣人不平等待遇的「罷食事件」，顯露出勇敢又堅決的民族意識。後來他又參加了由廢除「六三法」所衍生出的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，可說是抗日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個，總共發動了十五次請願，明白將台灣民眾所要求的政治自治、社會平等、本土文化生根的意願表現出來，而且得到國內外許多人的贊助；雖然期間曾經有許多人，被日本政府逮捕，但他們始終不改其志。

大學畢業之後，吳三連在大阪每日新聞報社當記者。在這七年的記者生涯期間，他學習到紀律嚴明、客觀公正的工作態度，以及養成不亂批評的性格。

1932年(日本昭和7年)，台灣民族運動的機關報《台灣民報》，從日本轉回台灣以日報的形式發行，並改名為《台灣新民報》。在林獻堂等抗日同志的盛情邀請和使命感驅使下，吳三連也整裝回到台灣，負起網羅人才、業務營運、技術轉移與新聞撰寫、編輯的繁重工作。4月15日，報紙順利出刊，成為島內唯一為台灣人民說話和維護權利的報紙。

對於《台灣新民報》，台灣總督府採取了言論壓制的手段，要求報社必須在發報前一天將新聞稿，送到總督府檢查，不符合總督府或日本法律者，就會被要求刪除，而《台灣新民報》通常都以留下「挖版」的烏黑記號，來表示對殖民政權壓制新聞自由的無言控訴。

吳三連除了主導反對廢止漢文運動之外，更與日本總督府對抗，主導反對「台灣米穀移出管理法案」的運動。1936年，台灣總督府為了限制台米輸出日本與抑制台米價格，擬定「台灣米穀移出管理法案」，當時台灣農民生產的蓬萊米，都必須被送到產米不足的日本，而台灣總督府總是根據此法，用成本價向台灣農民收購稻米，卻用好幾倍的價錢在日本賣出。

尤其是1937年(日本昭和12年)中日戰爭開打之後，台灣稻米種植所需要的肥料漲價、人力缺少，農民根本是血本無歸，生活無以為繼。台灣總督府壓榨台灣農民所得，因此引起所謂的「米穀案」。

貧困小孩出生的吳三連，能夠體會農民的困苦，於是書寫大力抨擊台灣總督的文章，並透過報紙輿論與日本國會議員的遊說，企圖逼迫日政當局取消這個不合理的政策。於是，吳三連、楊肇嘉、劉明電三人為中心的「三勇士」，便在東京對此展開反對運動，並向日本輿論與議會請願施壓。「米穀案」最主要的意義是具有台灣人反對日本人的殖民統治意涵，而吳三連則在其中扮演了堅持反抗不公不義、為台灣農民爭取權益的反抗者角色。

1938年，吳三連與蔡培火同時被捕；1939年，仍繼續出版《台灣米穀政策之檢討》小冊，傳播繼續反對米穀統制運動。吳三連的積極作為，讓台灣總督府受到許多人責難，最後竟用莫須有的罪名，將吳三連拘留，而且對報社施壓，辭退了吳三連。

1941年(日本昭和16年)，他來到天津，與朋友合作經營小本的雜貨、染料買賣，同時擔任天津台灣同鄉會會長，幫助台灣同胞解決生活困境。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，是他曾在日本投降之後，自掏腰包租用輪船，將因被日軍抓去當軍伕而滯留在中國大陸的三千位台灣同胞，一批批送回台灣，足足持續了兩年才完成。

吳三連剛正不阿、勇於任事的性格，使他獲得政府的重視，在當時省主席吳國禎的推薦下，出任台北市市長。之後，台灣施行地方自治，台北市長改為民選，吳三連憑著三年來在台北市政的成績，加上當時報紙輿論和知識份子的支持，再度順利當選台北市長。

台北市長任期結束之後，吳三連回到故鄉台南，競選第二屆臨時省議員。在省議員任內，他強力監督政府施政，嚴格考察行政缺失，絲毫不給政府官員舞弊營私的機會。這樣的問政風格，使他輕易連任了第三任省議員。

吳三連轉任省議員，據鄭梓所言，其參與第二、第三屆臨時省議會時代(1950年代中期—1970年代)，是面臨軍人統治的最高壓、最黑暗的時代，但他卻憑藉著在日治時期所累積的經驗，認為面對來自國民黨的高壓統治，台灣人要走出一條自己當家的路，就必須保持元氣，在有限的政治格局與歷史環境中，保持抗爭的意志，替台灣人爭取最低限度的民權跟自治，才能走更長遠的路。

吳三連於1954年到1960年擔任省議員期間，與非國民黨的李萬居、郭雨新、郭國基、李源棧，被稱為「議會五虎將」，再加上許世賢，成為「五龍一鳳」，組成批判國民黨的聯合陣線。

鄭梓闡述，當時台灣最高的民意機關，雖然沒有辦法影響中央政府的決策，比較具有本土意識的代議士們，面對這樣的壓力下，以質詢、發言、提案等方式作出抵抗。實際的作為包括：爭取土地改革、縣市以下的地方自治；在言論跟思想控制壓制下，為台灣人爭取到更多的民權自治，對內去建立一套深化議會經驗的制度，以延續日治時期議會請願運動的經驗與傳統，建立議會質詢制度、委員會的分工、聽證會、省政的各種考察制度。

省議會的議會制度傳統，甚至於後來的1980年代、1990年代，被立法院所借鏡。吳三連擔任臨時省議員之後，以回歸台灣本土的思考，推動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運動，推動台灣人的民主運動，爭取台灣的自由民主。

《雷震回憶錄》提到，國民黨以非常惡劣的手法，威逼吳三連，以台南幫的產業融資作為籌碼，勸吳三連退出政治運動。張炎憲推測，當時其長子吳逸民因參加左翼讀書會被判刑繫獄，也可能是壓力來源之一。

向陽認為，國民黨的策略就是逮捕雷震，轉化吳三連，干擾李萬居跟高玉樹，壓制新黨運動，而國民黨最擔心的是，雷震結合台灣人，因吳三連、李萬居與高玉樹等人，在政壇展示了深厚的民意基礎與台灣本土力量，因此轉而以抓外省人雷震為主，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。

參考資料：

三千野草莓 為人權送葬

箝制媒體 惡靈重現

馬的動機令人憂心

名嘴介入政爭 有失分寸

吳淡如公開信 籲請大家讓她好好做月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