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有一位編輯問我，近來有沒有寫詩？我說有，天天再寫，不過現在是用鋤頭寫在大地上」。這是楊逵晚年的一句名言。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，有非常多的台灣作家，以撰寫文章表達心中對日本殖民統治的不滿，在這些作家中，楊逵是最受矚目的一位。
楊逵，本名楊貴，1905年出生。童年時代的楊逵，喜歡停駐在街頭聽賣藝人說書，《三國志》、《水滸傳》都是他耳熟能詳的故事。由於從小體弱多病，一直到九歲才進入公學校讀書，還被同學笑稱為「鴉片仙」(體弱多病之意)。
1915年(日本大正四年)，台灣發生日治時期最大規模的武裝抗日事件—西來庵事件(又稱噍吧哖事件)。由於新化正好位在台南通往事件發生地玉井的途中，因此前去鎮壓的日本軍隊，經常會浩浩蕩蕩地從楊逵家門前經過，讓楊逵留下深刻印象。幾年之後，楊逵讀到一些有關西來庵事件的紀錄，才明瞭原來自己那一年的日本軍隊記憶，也是許多台灣人民對抗日本殖民統治而慘烈犧牲的記憶。這樣的記憶，造就了楊逵一生不願與統治者妥協、不肯向強權低頭，寧可採取和平、迂迴的手段，對抗強者的行動方式。
在公學校五、六年級的級任老師沼川定雄非常疼愛楊逵，不但教他代數、英文等基礎性功課，還讓他隨意閱讀家中的藏書，讓他在中學的求學過程中，可以不必擔心課業問題，又能夠徹夜讀書。雖然時常在課堂上打瞌睡，但成績依然名列前茅。
公學校畢業後，楊逵考取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，並在就讀中學期間，利用課餘遍讀東西方文學名著，不僅開拓了文學的視野，更奠定了日後從事文學寫作的思想與批判基礎。
楊逵涉獵的範圍很廣，包括夏目漱石、芥川龍之介等日本作家的作品；托爾斯泰、屠格涅夫、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十九世紀俄國作家的作品，以及英國狄更斯及法國大革命前後的小說。由於這些讀物深具思想啟發與社會抗爭意義，特別是對於社會黑暗面的描寫，以及人道精神的主張，不僅開啟了楊逵世界性的文學視野，也在楊逵心中種下了日後傾向社會主義思想的種子。
1924年(日本大正13年)，年方19歲的楊逵啟程前往日本，吸收更多的知識，此時的日本，正受到世界經濟大恐慌波及，楊逵只能到處打零工，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堅苦生活。第二年，楊逵通過檢定考試，進入日本大學文學藝能科夜間部就讀，開始半工半讀的生活。
楊逵到日本時，正好趕上社會主義風潮，有機會廣讀許多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的書籍，受到社會與共產主義的薰陶。
當時的日本社會正浸淫在「大正民主」的自由空氣裡，許多在台灣根本無法取得的左翼書籍與雜誌並未受到查禁，而閱讀、研究馬克斯主義，也成了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眼中進步的象徵。在如此的時代氛圍裡，楊逵不僅加入「東京台灣青年會」，甚至還和其他留日的「進步青年」們共組了「台灣文化研究會」和「演劇研究會」等左翼團體，積極參與當地的學生運動與勞工運動。
另一方面，楊逵在留學期間接觸的多是送報伕、水泥工等中下階層民眾，因此不僅在思想上任同社會主義，也實際參與學生運動，慢慢累積社會運動經驗，經常與其他學生到處演講，宣傳資本主義的罪惡，並參加讀書會，研究馬克斯思想及社會主義。
1927年(日本昭和2年)，楊逵因參加朝鮮人反對日本侵略的講演會，被日本警察逮捕，拘留三天。回台後的二年間，楊逵活躍於「台灣農民組合」，在中、南部四處巡迴演講，實際領導農民運動，並因此結識志同道合的女中豪傑葉陶。
楊逵在日治時期總共坐牢十次，刑期合計四十五天，最長的一次是十七天。一九三四年(日本昭和9年)，《送報伕》全文入選東京《文學評論》第二獎，是台灣作品首度進攻日本文壇，帶給台灣文學界莫大鼓勵。《送報伕》融合了楊逵在日本當送報伕的生活經驗，以及反對殖民、反對封建的社會主義思想。整篇小說表現出資本家對農民的壓榨剝削、農民的痛苦，並且積極地提出建設性的自救方法。一直到現在，《送報伕》不僅是楊逵的代表作，同時也是研究日治時代台灣文學家所不能忽略的作品。
楊逵在《送報伕》文中，把自己描寫成一個很渺小的人物，為了生活赴日求職，在辛苦覓得派報工作後，卻被資本家所騙而血本無歸，甚至連在台灣故鄉的田產遭到侵占。於是猛然發現，原來資本家不只騙了台灣人，也騙了日本工人，而其對工人的剝削，竟是不分國籍的。所以楊逵提出了台灣與日本的工人，應該聯合起來反抗資本家剝削的主張。不過，對於一個左派的知識份子而言，不可能在離開台灣的情況下解決台灣問題，所以在《送報伕》中，主角最後就是回到台灣。
楊逵意圖戳破殖民統治者所編織的美麗謊言，企圖透過階級的鬥爭，進一步喚起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民族意識。他認為，文學若只談民族而不談階級壓迫，就無法看出殖民統治的痕跡，而民族主義畢竟只能作為區別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工具，並無法從中得知日本人如何被歧視、剝削台灣人。
日人統治台灣以後，帶來資本主義與現代化，並為了達到現代化的目的，而大規模侵占台灣人民的土地和剝削台灣人民的勞力。當時台灣所有的資本家幾乎都由日人擔綱，而台灣人民多淪為農工階級。所以楊逵認為，如能站穩鮮明的階級立場，進一步批判資本家，當然就可以清楚的掌握民族路線，並喚起台灣人的民族自覺。
楊逵也透過另一部巨著《鵝媽媽出嫁記》，揭穿日本殖民政權偽善面具下的蠻橫無理。在小說中，楊逵描寫一個日本醫院的院長，來花園買花、樹之後竟然不肯付帳，原來是因為他看上了園主小孩一隻漂亮的鵝，所以就勒索園主必須將鵝順便送上才願意付帳。此一小說內容，寫實的描繪出日本帝國的殖民本質。
1937年，楊逵在台中市五權路附近，租下一千坪的土地種花，稱為「首陽農場」，含有效法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而歸隱山林的意味，但是楊逵並不打算像伯夷、叔齊那樣餓死在首陽山上，而是為了求生，也就是含有在亂世中不向強權低頭的生活方式。他並在報上發表《首陽園雜記》，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。當「皇民化」運動籠罩全島時，楊逵仍專心照顧首陽農園，葉陶也充當賣花婆，鮮少與外界來往。
戰爭結束這一年，楊逵四十歲，內心也有如「一元復始」的春陽，期待台灣的重生；戰爭結束這一年，楊逵四十歲，1947年(民國36年)，二二八事件發生，楊逵因為鼓勵農村青年組隊參加「二七部隊」，與葉陶雙雙在四月時被捕，曾一度被判死刑，後倖免於難。八月被釋放後，變致力於翻譯大陸作家的作品，並以中日文對照方式，將這些作品介紹給台灣同胞。
1949年(民國38年)，楊逵目睹中國大陸上國共內戰激烈，於是寫了一篇《和平宣言》呼籲停止戰爭，提出諸如還政於民、保障集會、結社及言論自由等主張，並建議當局釋放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逮捕的政治犯，因而觸怒國民黨當局，被判處十二年徒刑，1951年(民國40年)移監綠島，以進行思想改造。
據當時和楊逵同樣囚繫綠島的畫家歐陽文回憶：那段日子住的是由木板釘成、空間狹窄、大家必須輪流躺著睡覺的牢房；吃的是菜色數十年如一日的糙米飯與豆芽滾爛的湯；喝的是井水，每天還必須接受諸如「總統嘉言錄」、「蘇俄在中國」、「共匪暴行」及「三民主義」等思想教育的課程。
其中較不為人知的是，楊逵在每年由新生訓導處舉辦的運動會中，一定會參加馬拉松項目，而且總會跑完全程，雖然總是跑最後一名，不過卻從來不曾中途脫隊。也就是因為擁有如此堅毅的個性，使得楊逵終能熬過長達十二年如同其所自嘲的「全世界最昂貴的稿費」的牢獄生涯。
從1950年~1961年(民國39年~民國50年)這十二年的服刑期間，楊逵開始學習北京話，準備重新出發；雖然身處監獄，仍不斷有作品發表，如《光復話當年》、《春天就要到了》、《春光關不住》(後改名為《壓不扁的玫瑰》)等，這些作品或許是楊逵在獄中為激勵自己、鍛鍊自己的意志而寫，大部分取材自生活瑣事，表現樂觀、進取、積極的人生態度。
楊逵這一生，除了努力透過文學創作去影響與他同一時代的讀者之外，也企圖啟蒙、改造思想。為了達到這個目標，楊逵不間斷的創辦刊物，希望建立其反抗策略的理論。在他的反抗理論邏輯中，文學必須呈現鮮明的階級立場，並以這個立場來批判資本家，如此就能清楚的呈現出台灣人(勞動階層)對抗(資本家)的民族路線。
有別於所謂「空想的社會主義者」，他認為一個知識份子，必須去實賤自己所相信的事情，所以，儘管經常因理念而進出牢獄，不過他從不後悔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一生並沒有偏離他所堅持的立場。他的抗議色彩相當之濃厚，其實他終其一生，他的作品，從頭到尾基本上是一種抗議的精神的表現。
楊逵在1982年(民國71年)接受專訪時，說：「心裡的話不能講，歌功頌德的謊言我不願說，因此常不知如何下筆，我現在覺得筆比鋤頭還重，快拿不動了。」而他也曾自我揶揄說自己是「用鋤頭在大地寫詩」。 (摘錄自《快讀台灣歷史人物》《台灣百年人物誌》)
參考資料：台灣人權報告書41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